林則徐在鎮(zhèn)江與魏源相遇，面對滔滔長江，懷古憂今之情油然而生。當晚，兩人對榻長談。想起十多年前在京師相會，在綠樹掩映的龍樹院詩酒唱和，在余暉中登樓西眺，云霞繚繞的西山如畫，真是“盛世太平”景象，而今烽煙不息，國事堪憂，前程未卜，令人“欲言還休”。事后，魏源寫下兩首詩記述這次相見：

　　萬感蒼茫日，相逢一語無。風雷憎蠖屈，歲月笑屠龍。方術三年艾，河山兩戒圖。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鷗鳧。（魏源注：時林公屬撰《海國圖志》。）

　　聚散憑今夕，歡愁并一身。與君宵對榻，三度雨翻蘋。去國桃千樹，憂時突再薪。不辭京口月，肝膽醉輪囷。

　　在這次相見中，林則徐將主持編譯的《四洲志》及有關材料交給魏源，要他繼續(xù)編著，以便了解外國。兩人就此事詳細商談，直到天亮，成群的水鳥已在江面上翱翔。

　　《四洲志》是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為了解外國情況，組織人編譯的，原著是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

　　其實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了解并不完全是從鴉片戰(zhàn)爭才開始的。中西交往，導源很早，在《史記•大宛列傳》中已記載有漢武帝時中國與安息的交通情況。此后，中國史籍中時有關于中西交往的記錄，但是在西方人發(fā)現(xiàn)新大陸以前，中西交往時斷時續(xù)，不成規(guī)模。明朝初年，鄭和曾率船隊“下西洋”，遠航到過非洲東岸和紅海�？�，但是鄭和航海主要出于宣揚國威的政治目的，而沒有經濟目的，因此未能帶來多少切實成果，中國人的世界觀念似乎也沒有多大改變。明末，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看到當時人繪制的一幅“輿地全圖”，“全圖”中央畫著明帝國的15省，周圍是海洋，海洋中散布著若干小島，島上寫著中國人所見所聞的國家名字，這些小島加起來的面積還沒有明朝一個最小的省份大。這幅“輿地全圖”代表了明代人對世界的認識。

　　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東來，這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后西方殖民主義者向世界擴張的活動之一。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同時，也帶來些許西方近代文化知識，包括世界地理知識。明萬歷十二年（1584年），利瑪竇應按察司副使王泮的要求，刊印《山海輿地圖》，這是中國人所見到的第一張用西法繪制的世界地圖。以后有多種刻本。繼利瑪竇之后，傳教士艾儒略編成《職方外紀》，書中除世界地圖外，還有大量文字說明，是一部比較完備的世界地理書。清初，傳教士南懷仁著成《坤輿圖說》兩卷，內容更為詳細。但是這些新鮮的世界地理知識，中國人卻很少相信。康熙年間編著《皇朝文獻通考》，曾這樣評述利瑪竇等帶來的世界地圖：“意達里亞人所稱天下有五洲，蓋沿于戰(zhàn)國鄒衍裨海之談，第敢以中土為五大洲之一，又名之曰亞細洲，而據(jù)其所稱第五洲曰墨瓦蘭泥加洲者，乃以其臣墨瓦蘭輾轉經年，忽得海峽，亙千余里，因首開此區(qū)，故名之曰墨瓦蘭泥加洲。夫以千里之地名為一洲，而以中國數(shù)萬里地為一洲，以矛刺盾，妄謬不攻自破矣。”將利瑪竇等帶來的世界地理知識和戰(zhàn)國時鄒衍的大瀛海說相比附，認為荒誕不可信。在雍正驅逐傳教士之后，中西間的文化交流中斷，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了解更加貧乏了。

　　有清一代，對外實行閉關政策。這種政策不僅對外國人來華貿易做種種苛刻限制，并且也嚴格限制中國人的對外活動。例如規(guī)定不許造大船出海，糧食、鐵器、鐵釘?shù)炔辉S出口，甚至不許書籍和漢語向外傳播，有傳播者以叛國論處。據(jù)說嘉慶時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學習漢語就頗費周折。他住在廣州，好不容易才偷偷地找到一位教漢語的先生，這位先生每次到他的住所去都惴惴不安，生怕被人發(fā)現(xiàn)。為了防備萬一，這位先生手里提一雙新鞋，懷里揣一瓶毒藥，如果碰到人查問，就說去買鞋，一旦躲不過去，就喝毒藥自殺，寧死也不能背上叛國的惡名。雖然這種閉關鎖國政策在客觀上具有某些防范侵略的意義，但不能有效地防范侵略，反而造成嚴重危害，其表現(xiàn)之一是對外情的無知。當林則徐到廣州禁煙時，他還不知道參與販賣鴉片的美國人來自何方。道光二十二年，鴉片戰(zhàn)爭已進行了兩年，道光皇帝還傳旨詢問：“英國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在該國現(xiàn)居何職？該國制造鴉片煙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抑或另有詭謀？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tǒng)屬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國，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所提的問題雖然膚淺，而滿朝的莘莘學子、袞袞諸公，竟無人能夠回答。當時任臺灣道的姚瑩只好“據(jù)夷酋顛林所言，繪成圖說”，回奏道光。那時中國人對外部世界非常茫昧，正如魏源所批評的那樣：“惟知九州以內，至于塞外諸藩，則若疑若昧，荒外諸服則若有若無……至聲教不通之國則道聽臆說，尤其鑿空……徒知侈張中華，未睹寰瀛之大。”

　　鴉片戰(zhàn)爭開始改變中國人“侈張中華”的虛驕心理。林則徐為了“制夷”的需要，在廣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成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時要了解外情，談何容易。“刺探西事，翻譯西書”，一個前提條件是要懂得外文，但是當時要找懂外文的人很困難。中國的讀書人是不屑于學習“番語”的。林則徐多方網羅，也不過找到四五個翻譯人才，其中一個是華人最早的傳教士梁發(fā)的兒子，另外幾人是華僑，并多少與教會有些關系。幫助林則徐開眼看世界的就是這些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也是他們翻譯的，經林則徐潤色，編成《四洲志》。此書近8萬字，介紹了世界五大洲30多個國家的地理、歷史和政情，其中許多內容是中國人聞所未聞的，例如關于英國的立憲制度和美國的民主制度的介紹就是非常新鮮的。據(jù)說此書有道光二十一年刊本，惜未見原書，今所見是從魏源編著的《海國圖志》中輯錄出來的。

　　林則徐在鎮(zhèn)江與魏源相會之后，又踏上戍途，自比“荷戈西戍之老兵”，輾轉到達新疆。魏源則默然回到揚州舊居，閉門謝客，發(fā)憤著書。他遵照林則徐的囑托，抱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在《四洲志》的基礎上，廣泛收集資料，編成50卷本《海國圖志》，道光二十三年初刊，以后陸續(xù)增訂，道光二十七年刊出60卷本，咸豐二年刊出100卷本。

　　《海國圖志》是中國人編寫的第一部世界史地著作，它系統(tǒng)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氣候物產、交通貿易、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宗教、歷法、民情風俗、中外關系諸方面，此外還有作者的議論，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書中的資料極為豐富，征引文獻和資料近百種，其中有20多種是外國人的著述。書中關于世界各國概況的介紹，無論是文字還是地圖，主要是利用這些外國人的著述。因此魏源說他這部書的特點就是“以西洋人譚西洋”。這就使這部書在知識的準確性上比以往那些中國人編著的“中土人譚西洋”的著作有了明顯進步。此書的出版大大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初步建立起世界觀念。如果說林則徐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海國圖志》就是近代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書”。

　　繼魏源之后，徐繼又編成《瀛寰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付刊。徐繼，山西五臺人，道光進士，鴉片戰(zhàn)爭前后在福建、廣東任官，道光二十三年任福建布政使，后任巡撫，一度兼署閩浙總督。多年在沿海任官，經常與外國人打交道，這促使他留心外國事務，并計劃編著一部世界地理書。他利用兼管廈門、福州兩個通商口岸之便，有意識地與西方人交往，詢訪資料。曾向雅裨理、甘威廉、李太郎、阿里國等外國傳教士、外交官詢問外國史地，借閱資料。在當時的督撫中，他是唯一主動與西方人接觸并能虛心求教的人。一個美國傳教士評論他是“迄今見過的高級官員中最愛尋根問底的中國人。他詢問了許多外國的事情”。他歷時5年，寒暑不輟，編成《瀛寰志略》。書名取義于鄒衍的中國之外環(huán)以大九州、大瀛海的說法。全書共18萬字，43幅地圖。開卷為地球圖說，概述世界地理，包括南極、北極、赤道、各大洲、各大洋，以下依次介紹亞洲、歐洲、非洲、美洲的近80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地理位置、歷史變遷、經濟、文化和風土人情等。編排上以地圖為綱，依圖立說。每卷每篇開頭都有一幅地圖，所繪地圖除一幅日本和琉球的取自中國資料，其余都描摹于外國地圖冊，雖然還嫌粗略，但已是當時的最高水平了。文字說明部分，在敘事中略加考釋，間有論說，要言不繁。書中重點介紹了歐美國家，并側重于近代歷史。

　　由于鴉片戰(zhàn)爭的刺激，由林則徐主持編譯《四洲志》首開先河，繼之魏源編《海國圖志》、徐繼編《瀛寰志略》，此外尚有梁廷枬著《海國四說》、姚瑩著《康紀行》、何秋濤著《朔方備乘》等，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知識界出現(xiàn)編著外國史地的小小熱潮。在這幾位留心外國事物的先知先覺者中，林則徐曾任兩廣總督，徐繼任閩浙總督，姚瑩任臺灣道，梁廷枬則長期在廣州擔任教職，他們身處東南沿海，最先感受到歐風美雨，加上本身具有經世思想和憂患情懷，便自然成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國人。他們所著的幾部書便是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產物，代表了19世紀40年代先進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水平。盡管這些著作還很粗糙，但是它們畢竟給閉塞的中國吹進一股新鮮空氣，也給古色古香的學術界帶來新變化。這批世界史地著作大大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開始改變中國人傳統(tǒng)的“華夏中心”的褊狹心理，初步形成一個新的統(tǒng)一的世界觀念。

　　華夏中心觀由來已久，它是中國在與西方隔絕的環(huán)境中創(chuàng)造自己文明而形成的一種閉塞的觀念。它既是一種地理觀念，也是一種政治觀念、文化觀念、種族觀念。依這種觀念看來，中國不僅在地理位置上處于“天下”的中心，而且中國的文化也是最優(yōu)秀的，政治制度是最合理的，華夏民族是最優(yōu)越的。這種觀念已形成幾千年，并且成為共同的民族心理，根深蒂固，很難動搖。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帶來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識、天文知識、物理知識、醫(yī)學知識等，但大多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不接受它們，這不完全是因為他們不能理解這些知識，而主要是因為華夏中心的傳統(tǒng)觀念使他們不肯接受這些知識。當年一個叫李浚的人曾這樣批評利瑪竇的《坤輿圖說》：“近利瑪竇以其邪說惑眾，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輿地全圖，洸洋窈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耳。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毋論其他，且如中國于全圖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試于夜分仰觀，北極樞星乃在子分，則中國當居正中，而圖置稍西，全屬無謂……（鄒）衍謂中國居天下八分之一，分為九州，而中國為赤縣神州。此其誕妄，又甚于衍矣。”李浚集中辨析中國是否居于天下的中心，而不論其他，就是因為華夏中心包含著華夏優(yōu)越的觀念，無論如何不能動搖。在他看來，在中國“于夜分仰視，北極樞星乃在子分”，說明華夏中心乃是天意，不是什么知識所能改變的。

　　華夏中心觀的核心是“夷夏之辨”，它認為居于天下中央的華夏文明（其實主要是漢族的文明）高于其他民族，所謂“聲教迄于四海”，在“夏”與“夷”的關系上，只能“用夏變夷”，不能“用夷變夏”。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被稱為“西夷”，這不僅是說他們來自遙遠的西方國家，而且是說他們來自野蠻民族。因此中國人（除了個別人）對他們是鄙視的、拒斥的。活動于乾嘉時期的俞正燮曾見到一部傳教士寫的關于人體解剖的書，名《人身圖說》，他評論其內容說：“……又論人知覺在腦，其人南懷仁，于康熙時上《窮理學》書，云‘一切知識記憶不在于心，而在頭腦之內’，亦不出此書之旨。惜臟腑經絡，事非眾曉，臟腑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傳教，欲中土人學之。不知中國人自有臟腑經絡，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國臟腑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當悔然自惜，掉首發(fā)舌，決然舍去歟。”俞正燮認為西方人的知覺在腦，中國人的知覺在心，中國人和西方人的臟腑不同，凡信天主教之人都是臟腑不全之人。俞正燮是位大學者，他的錯誤不僅在于他缺乏近代生理知識，而且在于他泥守“夷夏之辨”的傳統(tǒng)觀念，他不是從科學本身，而是從“夷夏之辨”的傳統(tǒng)觀念去理解和解釋《人體圖說》。結果這部《人體圖說》不但未能改變他的“知識記憶在于心”的錯誤觀念，反而從生理上加深了他對外國人的偏見。

　　不可否認，“夷夏之辨”、“內夏外夷”、“用夏變夷”等傳統(tǒng)觀念在中國歷史上起過某些積極作用，例如在少數(shù)族和異族侵擾中原的時期，它成為支持反侵擾斗爭的愛國主義的信念，但是它的負面作用更大，它是在封閉狀態(tài)下形成的一種民族自大心理，妨礙中國與外國的正常交流，從而阻礙了社會進步。據(jù)利瑪竇觀察，在明清之際能夠進入中國的外國人有三種，一種是從鄰國每年自愿向中國皇帝進貢的人，一種是懾于中國幅員廣闊而來向中國皇帝致敬的人，一種是羨慕這個偉大帝國的名聲而來此永遠定居的人，中國人認為他們是受了中國道德名望的吸引而來的。其實在明清之際中國已經落后于西方了，而“內夏外夷”的傳統(tǒng)觀念卻使中國人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和世界，仍然沉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仍然以頑固的“夷狄”觀念去看待西方人，結果使中國更加落后。

　　華夏中心、“夷夏之辨”等觀念又與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密切聯(lián)系著。中國的皇帝稱為“天子”，他是“萬王之王”，“君臨四海”，“四夷賓服”，為了維護他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威，就必須維護華夏中心、“夷夏之辨”等觀念，因為這些觀念一旦動搖，他的“天子”神話也就會隨之動搖。明末的李玉庭曾批評傳教士自稱來自“大西”，他說：“我太祖高皇帝定鼎胡元，從古得天下之正，未有匹之者也。故建號大明，名稱實也。何物幺幺，輒命名‘大西’，抑思域中有兩大否？此以下犯上，罪坐不赦……頃見中國名流輩出，力斥其妄，稍自知非，易以‘泰西’。”李玉庭擔心西洋人自稱“大西”會造成“天下二主”，而改為“泰西”，就是表示臣服，他也因此放心了。在對外關系中，中國的統(tǒng)治者時時處處維護“君臨四海”、“四夷賓服”的體制，即使是形式上的。

　　但是，在鴉片戰(zhàn)爭中慘遭失敗的嚴酷事實迫使中國人不能不對那些擁有堅船利炮的“西夷”另眼相看了，不得不研究他們的文明，那是新興的資本主義文明，中國人從中得到最初的啟蒙教育，許多傳統(tǒng)觀念也不得不隨之發(fā)生變化。

　　《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等書不再不顧事實地把中國畫得比外部世界還要大了。書中的地圖多是從外國書籍、資料中描摹的，這表明作者已基本接受了外國人的世界地理觀念。《瀛寰志略》寫道：“大地之土，環(huán)北冰海而生，披離下垂，如肺葉凹凸，參差不一。”這是對地球表層的形象描述，它把“大地之土”說成是“環(huán)北冰海而生”，從而否定了華夏地理中心說。姚瑩則說，看了世界地圖，“四海萬國具在目中，足破數(shù)千年茫昧”。所謂“數(shù)千年茫昧”，就是華夏地理中心說。

　　《海國圖志》等不僅介紹了新的世界地理知識，而且介紹了西方的歷史、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科學技術等，在中國人面前展示出一種迥然不同而又自成體系的文明景觀。

　　魏源指出，西方的經濟制度和中國不同，西方以商賈立國。他寫道：“自意大利裂為數(shù)國，教雖存而富強不竟，于是佛郎機（法國）、英吉利代興，而英吉利尤熾。不務行教而專行賈，佐行賈以行兵，兵賈相資，遂雄島夷。”徐繼也持同樣的看法，他寫道：“歐羅巴諸國，皆善權子母，以商賈為本計，關有稅而田無賦。航海貿遷，不辭險遠，四海之內，遍設埔頭，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國計全在于此，不得不盡心力為之也。”近代西方是以工業(yè)立國的，它已走出重商主義階段，但是魏源等人所觀察到的還主要是西方人的海外貿易活動，因此得出了西方人“以商賈為本計”的結論。這雖然是一種表面認識，但它從經濟制度上去探討西方致富致強的原因，是難能可貴的，它啟導了中國的早期改良主義者。重商主義是早期改良主義者的思想特征之一。

　　開眼看世界的一代中國人對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表現(xiàn)出一定的興趣。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中已經介紹了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和美國的民主制。魏源和徐繼等還對西方的政治制度表示欣賞。例如魏源在介紹美國的民主政體時說：“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代受，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徇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由公舉，可不謂周乎？”又說：“國家之勃起，全由士民之勤奮，故雖不立國王，僅設總領，而國政操之輿論，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聞，事簡政速，令行禁止，與賢辟所治無異。此又變封建、郡縣、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徐繼則寫道：“華盛頓，異人也……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chuàng)為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骎骎乎三代之遺意。”并稱贊民主制度是“創(chuàng)古今未有之局”。雖然魏源等并不認為中國應該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這種贊嘆的介紹本身就具有離經叛道的意味。

　　魏源等對于西方的科學技術尤為贊揚。在《海國圖志》中，魏源指出：“歐羅巴人天文算學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實逾前古。”他還用大量篇幅介紹西方的科技成果，對于火炮、火輪船、地雷、水雷、望遠鏡等都附圖說明其制作方法和使用方法。他認為這些都是西方的“長技”，值得中國學習。

　　西方人既然有他們自己的文明體系，在某些方面還高于中國，那么就不能把他們看作是文化落后的“夷狄”了。魏源指出：“夫夷、羌、狄之名，專指殘虐性情之名，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謂本國而外，凡有教化之國皆謂之夷狄也……誠知夫遠客之中有明禮行義、上通天德、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良友，尚可稱之為夷狄乎？”將“夷狄”的概念重新做了解釋，不再簡單地以國界和種族來區(qū)分是否為夷狄，而以文明發(fā)展程度的高低來區(qū)分是否為夷狄，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它表明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擺脫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而以一種健全的民族心理去

　　32 封疆大吏與晚清變局

　　對待其他民族了。一旦以一種健全的民族心理去對待其他民族，也就很容易發(fā)現(xiàn)其他民族的長處。魏源就指出，東方民族和西方民族并沒有多少差異，他們都是富有智慧的民族，中華民族在科技領域也曾創(chuàng)造出燦爛的成果，“中國智慧無所不有，歷算則日月薄蝕、閏余消息不爽秋毫，儀器則鐘表晷刻不亞西土，至羅針壺漏創(chuàng)自中國而后西行”，雖然眼下中國在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中國人努力向西洋人學習，就會趕上去，那時“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可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這里沒有任何民族自大的心理，也沒有民族自卑感。盲目自大心理，使一個民族故步自封；民族自卑感，使一個民族失去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勇氣。只有克服了民族自大心理和民族自卑感，才能使一個民族同其他民族正常往來，將自己融入世界大家庭之中。因此，“夷夏之辨”傳統(tǒng)觀念的動搖是中華民族走向世界、走向近代的前提條件之一。

　　從世界五大洲的地理知識中，從西方民族自成一系的文明體系中，從西方殖民主義者東來的事實中，開眼看世界的一代中國先進人物敏銳地覺察到世界正在走向一體化。魏源說：“從古不通中國之地，披其山川，如閱一統(tǒng)志之圖。覽其風土，如讀中國十七省之志。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又說：“天地之氣，其至明而一變乎？滄海之運，隨地環(huán)體，其自西而東乎？”徐繼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天地之氣，忽爾旁推交通，混為一體，倘運會使然耶？然天下從此多事矣。”用“氣運”、“運會”一類傳統(tǒng)概念來說明世界走向一體化的原因當然是不科學的，但是這些概念旨在說明世界“混為一體”是一種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無疑是正確的。

　　當林則徐、魏源、徐繼等人開始破除傳統(tǒng)的華夏中心觀、樹立起新的世界意識時，他們就成為走出中世紀的第一代中國人，他們的思想就具有了近代啟蒙意義。

　　沿海督撫的困惑

　　鴉片戰(zhàn)爭以后，雖然產生了《海國圖志》、《瀛寰志略》這樣具有世界意識的啟蒙著作，但是未發(fā)生多少社會影響。戰(zhàn)爭的失敗只引起一時震動和激憤，很快就雨過忘雷，又恢復老樣子了。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20年間，大清朝毫無更新景象，它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歷史機遇。

　　結束鴉片戰(zhàn)爭的《南京條約》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長江江面的英國軍艦“皋華麗”號上簽訂，主要內容是五口通商、割讓香港、賠款、協(xié)定關稅等。清朝代表是杭州將軍耆英、四品頂戴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鑒，英方代表是璞鼎查。條約簽訂后，英艦鳴炮21響，英兵狂呼“女王陛下萬歲”，相擁相抱，狂歡慶祝。耆英等面有愧色，心中卻如釋重負，畢竟使“英夷就撫”，結束了戰(zhàn)爭。

　　條約文本經過驛站以“八百里加緊”迅速呈送紫禁城中的道光皇帝。道光一夜未眠，獨自一人在殿階上踱來踱去，不時嘆息，直到天色將明，才回到大殿，寫下一道朱諭：“著俱照所議辦理。”道光是一個兢兢守成的皇帝，現(xiàn)在卻被碧眼金發(fā)的“夷人”割去了一片國土，這真是奇恥大辱，使他愧對開疆拓土的祖先。他至死也不能原諒自己，以致在遺囑中不讓在他的陵墓前建立圣德神功碑，他說：列祖各陵前均有圣德神功碑，“制度恢宏，規(guī)模壯麗，在我列祖列宗之功德自應若是尊崇，昭茲來許。在朕則何敢上擬鴻規(guī)，妄稱顯號，而亦實無可稱述之處，徒增后人之譏評，朕不取也”。從他開始，以下咸豐、同治、光緒三帝也都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也都無顏建立圣德神功碑。

　　道光皇帝算是有自知之明的，然而他不明世界大勢，盡管一生勤政，卻無法挽救國勢的衰微，他的名字在歷史上總是與國恥聯(lián)系在一起。但是，實事求是地說，鴉片戰(zhàn)爭之恥不能都由他個人負責，他是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他也想振作起來，報仇雪恥，但不知怎樣才能戰(zhàn)勝那些陌生的“丑類”，他的大臣們也不知道。在這方面，當時最可能對他產生影響的是東南沿海地區(qū)的大員們，他們經常和外國人打交道，理應了解外情，應該能夠找到強國制敵之策，遺憾的是他們大多恪遵“守成之道”，不知進取，個別的有些眼光，卻也只是以“羈縻”為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