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節(jié) 一個撿了張百萬支票的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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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屋子的角落里堆著一些防水防漏的材料,“這是‘三元乙丙橡膠卷材’,那是‘PVC’,那邊那個是JS復合防水涂料。”何從佰一一介紹。閑聊半天,聽出原來沒有一個由何從佰負責的五六人的工程隊,他單干。我沒有點破,怕他難堪。
“1月16日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看書。”何從佰指指床頭兩本書。一本是《’92中國備忘》,一本是《笑傲股市》。“朋友打來電話。說我上報紙了。”何從佰從包里拿出一份報紙。報紙被磨得破損不堪,顯然被看過無數遍。
何從佰指給我看那條消息:“⋯⋯民警巡街,警覺地發(fā)現前方一男子神情格外怪異,在臨過馬路時仍盯著手里的一樣東西呆看,民警當即緊步追上,拉住該男子, 見警察從天而降,這名男子很老實地將緊攥在手里的一張‘小紙片’遞給了民警⋯⋯民警想到失主現在肯定非常著急,立即領著該男子和支票一起回所里匯報情 況。”等我看完,何從佰又用手著重指指“神情格外怪異”、“呆看”等幾個字,他說:“我去找了他們。”
“當晚我就去了派出所。派出所說是記者寫的。所長也來了,給我500塊。說正找你呢,這是失主給你的酬金。我沒要。我拿報紙問他們,他們說那是記者寫的。”
第二天,1月17日下午,何從佰去了刊登此消息的某報社。
“報社接待我的同志讓我去派出所。我要求見他們領導,他說我無理取鬧,當著我的面就撥‘110’。”
“他打‘110’,我就不走了。在那里等。我怕什么?我不怕。”
“‘110’警察來了,我講了情況。他笑笑。”對“110”民警的笑,何從佰充滿感激。何從佰再三強調說:“警察對我真是很好。來了沒說我什么,只是笑 笑。他還送我下樓。下樓的時候還問我什么時候回家過年,我說明天。到樓底下,他還向我揮揮手,跟我告別,告別之后他才上警車走的。”
“報社的同志真的喊了‘110’?”雖然何從佰講得很是細致,可我還是不大相信。
“我這里有那位民警的警號。當時他給我看了他的警號,說知道警號就能找到他。”何從佰給我看他寫在本子上的一個號碼。我記下這個號碼。
我給何從佰打電話,告訴他,警號我向公安機關打聽了,不太好查,我再想辦法了解。我是2月10日上午給他打電話的,當天傍晚,他又給我打來電話。
“我找到那位警官了。”他說。何從佰接到我的電話之后,又來到那家報社的樓下,向一位修自行車的師傅了解到管轄該地段的派出所的名稱。他找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墻上的照片上,認出了那位“110”警官。
“我找到了那個警官,沒有暴露身份。”何從佰的口氣里有些興奮。
記者打通派出所的電話,找到這位警官。
確有其事。
在與某報交涉的第二天,何從佰回了淮安老家。這個年沒有過好。年初九就又匆匆忙忙趕回南京,帶著村里人的七嘴八舌的主意。到南京的第二天,何從佰又來到派出所。
他要見失主。派出所答應等正月十五上班了,請失主過來。
正月十五,何從佰在派出所見到失主。
“那人看起來50多歲,我問他,支票是你丟的嗎?他說是的。問他做什么工作,他說是燒飯的。”何從佰說,“我就是再不懂,也知道,怎么可能讓一個燒飯的去拿一張一百多萬塊錢的支票?再問他行駛路線,丟失地點,全不對。”
“我說他是假的。后來他就走了。”
“四天之后,還是在派出所,我見到了失主楊經理。楊經理給我寫了份感謝信,還給了我500塊錢,說是他個人對我的感謝。我拿了。”何從佰把一張紙遞給我,“這是感謝信。”
我給失主楊經理打電話,楊經理說:“那天我出差在外地,單位里的人聽派出所讓去人,當時只有炊事員閑著,就讓他去了。我回來就罵他們了。”
“他們可能覺得我不識字,一個打工的,什么也不懂。”何從佰有點憤憤然,“我每天看報紙。”他指了指桌子底下的一堆報紙。這桌子靠墻放著,既是餐桌又是寫字臺。一端有腳,另一端架在床頭柜上。
“我后來又到某報去了一次,要他們給我一個說法。他們卻讓我去法院,讓我打官司。”何從佰從床頭柜的抽屜里摸出一臺小小的錄音機。我吃了一驚。“第二次到某報去我錄音了。”他說。何從佰把錄音放給我聽。錄音不很清晰,但時間很長。里面是有人幾次提到“法院”。
何從佰把錄音機放進抽屜,抽屜里登那條消息的報紙竟有好幾份。何從佰是第二天才得知他上報的,所以這些報紙都是他后來收集的。有從訂閱的朋友那里拿來的,有從沒有退報的報攤上買的,有老鄉(xiāng)幫他留著的。
“你留這么多報紙干什么?”我不解。
“我要打官司。”何從佰說。我又吃了一驚。
何從佰不是明星,他的名譽價值幾何可能很難量化。雖說中國人講究“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不過,一般的邏輯,謀生還是第一位的。拿起法律武器,并且為之 投入時間、精力及金錢,對何從佰這樣境況的人,似乎是個奢侈的決定。我無法發(fā)表意見,我選擇了沉默。我看著他,他坐在床沿,低著頭看自己的皮鞋鞋尖。腳旁 有一雙解放鞋,一半在床底,一半在外面,滿是泥濘,殘破不堪。
“你覺得,官司能打贏嗎?”我謹慎地措辭。
又是沉默?諝庀袷亲兊锰摕o、輕飄,消化了一切。
“我們老家在這里當官的也不少。”何從佰說。我愕然。
“拍張照吧,報道時可能要用照片。”我說。何從佰轉身出了屋,不一會,又回來了,脫了灰底藍格的夾克,換了件簇新的西服。一路出來,朝弄堂外走。一個熟人跟他打招呼:“什么人啊?”眼睛盯著記者手里的相機。
“記者采訪。”何從佰腰直了直,聲音很大。
何從佰的形象定格在鏡頭里,表情在篤定與張皇之間變幻著。這張臉抽象出他所有同類人的共同特征,讓我不能忘記。
上了公共汽車,回頭望過去,何從佰已消失在人流中。如果我再來,那湮沒在同樣色調的民居中的,他的小平房,怕是也絕不能找到。在南京,有多少這樣的地方,沒人知道;每天,又有多少人,從那里出來匯入到都市的喧囂中,同樣沒人知道。
何從佰,一個鄉(xiāng)下人,來到了大城市里打工,每日和城里人一樣的上班下班,坐公交逛超市,時間久了,便以為自己也算是個城里人了,但城里人都知道,他不 是。城里人不屑于說出來。而要不是因為他意外撿到了一張百萬支票,他還很篤定自己的城市身份。他坦誠地一路尋找著支票的主人,結果,失主找到了,他卻把自 己弄丟了。他終于艱難地明白了一件事:“我還是原來的我⋯⋯”
這是一件小事,但是當過多年民工的我知道,在這樣一個時代,對于何從佰及其身后無數的民工兄弟,卻有著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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