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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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就是這班少年中的一個佼佼者。他后來不肯“投到官廳去考試”,從此斷了科舉的念頭,也是由于梁啟超的影響所在。為此,他離開梅溪學堂,進了澄衷學 堂,而且,把“梁啟超”也帶來了。在澄衷一年半,他陸續(xù)讀了梁啟超許多文章,也讀了嚴復譯的《天演論》和《群己權界論》。在《四十自述》中他這樣寫道:
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 想。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換了方向走了。在這種時候,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但這種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為他盡 了他的能力,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境界,原指望我們感覺不滿足,原指望我們更朝前走。跟著他走,我們固然得感謝他;他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指著一個未知的世界 叫我們自己去探尋,我們更得感謝他。(同上,47頁)
他告訴我們:
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F(xiàn)在追 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梁先生自號“中國之新民”,又號“新民子”,他的雜志也叫做《新民 叢報》,可見他的全副心思貫注在這一點。“新民”的意義是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同上,47頁)
他在引述了幾段梁啟超的議論之后越發(fā)感慨地表示:
我們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蕩感動的。他在那時代(我那時讀的是他在壬寅(1902)癸卯(1903)做的文字)主張最激烈,態(tài) 度最鮮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個革命的口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后來他雖然不堅持這個態(tài)度了,而許多少年人沖上前去,可不 肯縮回來了。(同上,48頁)
從梁啟超的通俗文字中,他漸漸知道了霍布斯、笛卡兒、盧梭、邊沁、康德、達爾文等西方思想家。而最 讓他感佩的,是梁在當時就有膽量說出中國人不如西方人的話,他很不客氣地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同上,49頁),比如公德、國家思 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義務思想、尚武、私德、政治能力等等。胡適以一種贊賞的口吻說:
他在這十幾篇文字(指《新民說》)里,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shù)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 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fā)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讀,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同上,49 頁)
他承認:
就是這幾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們古舊文明為自足,除戰(zhàn)爭的武器,商業(yè)轉(zhuǎn)運的工具外,沒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學的這種安樂夢中,震醒出來。它們開了給我,也就好像開了給幾千幾百別的人一樣,對于世界整個的新眼界。(胡適:《我的信仰》,89頁)
而梁啟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用歷史的眼光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也給了胡適新的見解和啟發(fā),使他知道了在“《四書》、《五經(jīng)》之外中國還有學 術思想”。然而不幸的是,這部規(guī)模宏大的著作,“梁先生做了幾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1904年)以后,我在《新民叢報》上見他續(xù)作此 篇,我高興極了。但我讀了這篇長文,終感覺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論‘全盛時代’,說了幾萬字的緒論,卻把‘本論’(論諸家學說之根據(jù)及其長短得失)全擱下 了,只注了一個‘缺’字。他后來只補作了‘子墨子學說’一篇,其余各家始終沒有補。第二,‘佛學時代’一章的本論一節(jié)也全沒有做。第三,他把第六個時代 (宋、元、明)整個擱起不提。這一部學術思想史中間缺了三個最要緊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幾年。我在那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fā)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 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yè)’?”(胡適:《四十自述》,50頁)他后來寫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把“這一點野 心”當作種子,埋藏在心里,慢慢長成了一株參天大樹。
很顯然,在梁啟超與胡適的關系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承前啟后的關系。青少年時 代的胡適是把梁啟超當作精神、學術方面的導師或引路人的。從以上的敘述便可以看出,“梁啟超對胡適的影響是多么重大,這種影響成了胡適‘日后思想的濫觴, 平生所學的抉擇,終身興趣的所在’,無怪乎在十多年后,胡適要寫信給梁啟超,要去天津拜訪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懷’了”。(李敖:《胡適評傳》,96頁)
雖然胡適一直很仰慕梁啟超,但至少在1918年11月以前,他們無緣相見。胡適考取庚款留美官費生,入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是在宣統(tǒng)二年(1910年7 月)間,此時梁啟超還在日本過著他的流亡生活。1912年10月,梁啟超啟程回國,而胡適卻正在康奈爾準備做他的農(nóng)學家。爾后,他先轉(zhuǎn)入該校文理學院,主 修西方哲學;1915年10月,又往哥林比亞(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就學于杜威教授。這期間,他對活躍于國內(nèi)的梁啟超仍十分關注。1912年11月初, 他讀了國內(nèi)報紙對梁啟超結(jié)束流亡生活、從日本回國的報道,在《日記》中寫道:
閱報時,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士都歡迎之,讀之深嘆 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 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唯梁氏可以當之無愧。(耿云志:《胡適年譜》,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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