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危難之時所表現(xiàn)出的堅毅性格和從容赴死的精神對于祁門解圍和他一生的事業(yè)起了重要作用。他的這種性格和精神與他從小在山村中受過磨煉有關，也與理學的熏染有關。宋明理學講究內(nèi)省功夫，其缺點是“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其優(yōu)點是高度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將儒家倫理性文化特點發(fā)展到極至，它造就出許多忠臣、義士。

　　曾國藩在祁門的表現(xiàn)受到下屬和后世某些史家的稱贊，但是他以祁門為大本營的決策卻遭到一致批評。李鴻章就說過：“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然而，曾國藩卻有自己的戰(zhàn)略考慮。他在一道奏折中分析當時的戰(zhàn)局說：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等皆督軍由東面進攻，原欲屏蔽蘇、浙，因時制宜，而屢進屢挫。迄今不能克金陵而轉(zhuǎn)失蘇、常，此非兵力尚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焰益張，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則須先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仍從東路入手，內(nèi)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他視安慶為第一戰(zhàn)略要點，認為安慶關系淮南全局，也是將來克復金陵的張本�；�于這種戰(zhàn)略考慮，他堅持派重兵圍攻被太平軍占據(jù)的安慶，自己也移師祁門，意在控制皖南，后來又移至東流，以便就近指揮安慶之戰(zhàn)。咸豐十一年八月（1861年9月），湘軍攻克安慶。由此戰(zhàn)局一變，太平軍已無力挽回敗局。太平天國的干王洪仁玕在被俘后寫過一篇自述，其中說到安慶陷落的影響：“我軍最重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復守矣。”其實在安慶陷落前，洪仁玕和太平軍的另一重要將領陳玉成也都充分認識到安慶的重要戰(zhàn)略地位，但未能守住。湘軍攻克安慶后，便順江而下，進逼天京。天京失去屏蔽，成為一座孤城，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7月）被湘軍攻克。洪秀全在城陷之前自殺。歷時14年的太平天國起義悲壯地失敗了。

　　湘軍的勢力隨著軍事上的節(jié)節(jié)勝利而迅速擴大。它先是鎮(zhèn)壓太平軍，后來鎮(zhèn)壓捻軍，再后來進入新疆平叛，其勢力由湖南而遍及全國。王闿運在《湘軍志》中不無夸張地寫道：“湘軍則南至交趾，北及承德，東循潮汀，乃渡海開臺灣，西極天山、玉門、大理、永昌，遂渡烏孫。永屬長江五千里，擊柝聞于海。自書契以來，湖南兵威之盛，未有過此者也。”曾國藩和湘軍將領們用太平天國和捻軍將士的鮮血染紅了自己頭上的紅頂子。早在咸豐八年（1858年）胡林翼就當上了湖北巡撫，他是湘軍集團中第一個地方大吏，那時曾國藩仍以侍郎銜帶兵。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藩當上兩江總督并節(jié)制江南軍務，他隨即保薦湘系將領李續(xù)宜、沈葆楨、左宗棠、李鴻章分別任安徽、江西、浙江、江蘇四省巡撫，這四省巡撫又保薦自己的部下充任布政使、按察使。到同治三年（1864年），在全國8名總督中，有3名是湘系，他們是兩江總督曾國藩、直隸總督劉長佑、閩浙總督左宗棠，此外四川總督駱秉章和兩廣總督毛鴻賓也與湘軍關系密切，在全國15名巡撫中有7名出自湘軍或與湘軍關系密切，至于擔任府道官員的湘軍將領就更多了。從此湘系成為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李鴻章與淮軍

　　李鴻章本是湘系，但創(chuàng)立淮軍之后，漸漸獨樹一幟，隨著時間推移，其勢力超過湘系。

　　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其父李文安進士出身，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李鴻章隨父至京，二十一歲在順天鄉(xiāng)試中舉，二十四歲中進士，通過朝考，點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充任編修，為正七品，從此步入官場。他考中進士是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同榜進士中有不少人后來成為顯赫人物，如張之萬和沈桂芬為軍機大臣，李宗羲、何璟、馬新貽、沈葆楨官至總督，郭嵩燾為清代第一任駐外公使，但他們都不能與李鴻章相比，李鴻章封侯拜相，叱咤晚清政壇40年，或譽或毀，都不能否認他對中國近代歷史發(fā)展的深刻影響。

　　李鴻章在翰林院任編修時，正值太平天國起義爆發(fā)，他對此非常關注。咸豐三年春天，他聞知太平軍攻占了安慶，“感念桑梓之禍”，焦急萬分，便慫恿他的大同鄉(xiāng)、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言事，并代擬奏折。咸豐當即批諭要呂賢基回鄉(xiāng)辦團練，呂賢基悔之莫及，對李鴻章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diào)偕行。”李鴻章只好隨他回鄉(xiāng)去了。

　　李鴻章回到廬州（今合肥），招募鄉(xiāng)勇數(shù)百人，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他所部人數(shù)不多，只能配合作戰(zhàn)，雖小有戰(zhàn)功，卻遭人忌妒，最后不得不離開團練，回家為父守喪。但是五年的軍事生活卻為他以后的發(fā)展打下了重要基礎。

　　咸豐八年太平軍取得三河大捷，李鴻章無法在家鄉(xiāng)安身，便投奔其兄李瀚章。李瀚章其時任吉南贛寧道，為曾國藩辦理糧臺事務。李鴻章乘便去拜訪曾國藩。曾國藩和李鴻章的父親是同年進士，曾國藩在翰林院任職時，李鴻章曾執(zhí)弟子禮向他學習，頗受賞識。此時曾國藩見李鴻章無職無事，便留他在幕府，負責起草文件、奏章等事務。李鴻章在這方面表現(xiàn)出過人的才干，曾國藩曾對人說：“少荃（李鴻章號）天資于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于藍，亦未可知。”李鴻章究竟代曾國藩草擬了多少份奏章，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為數(shù)不少。李鴻章曾一度離開幕府，曾國藩在邀他重回幕府的信中說：“鄙人遍身熱毒，內(nèi)外交病，諸事廢擱，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兄旋速來相助為理。”從這封信可以看出曾對李多么依重。

　　在幕府中，李鴻章曾代曾國藩擬稿彈劾翁同書，轟動一時。安徽巡撫翁同書處置團練首領苗沛霖不當激成大變，又在定遠失守時棄城逃走，曾國藩決定彈劾他。翁同書是前任大學士翁心存的兒子，翁心存甚得皇帝的歡心，門生弟子遍朝中。這使曾國藩在彈劾的措辭上頗為躊躇，他先令一幕僚擬稿，看后不滿意，自己起草一稿，也不滿意，后令李鴻章擬稿。李鴻章的稿子細密周全，其中有一段說：“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奏稿傳出，無人敢為翁同書說情。旨下，翁同書革職逮問，先定為斬監(jiān)候，后改為流戍新疆。

　　李鴻章不僅有書吏之才，并且有戰(zhàn)略眼光，處事機巧，曾國藩有疑難之處，多得他的幫助。咸豐十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聯(lián)軍逼近北京，咸豐皇帝倉皇西逃，并諭令各地督撫、將軍迅速率兵勤王。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曾國藩接到諭旨，要他派鮑超率湘軍二三千人北上，交給勝保指揮。當時曾國藩正被困在祁門，自身難保，他不愿意將悍將鮑超派走，并且擔心勝保借機控制湘軍，但是勤王之命又不敢違抗，他和胡林翼、左宗棠等商量，他們也都認為必須勤王。胡林翼還說出另一番理由，他在給曾國藩的一封信中說：“疆吏爭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發(fā)為歌謠，稗史游談，誣為方冊，吾為此懼。”北上勤王，事關皇帝安危，如果不派兵北上，將成為歷史罪人，名聲可憂。曾國藩的幕僚也議論紛紛，多主張勤王。但李鴻章另有所見，他指出：英法聯(lián)軍已占領北京，北上勤王實屬空言，與英法議和，不過賠款而已，而湘軍關系天下安危，舉措必須慎重，應該“按兵請旨，且勿稍動”。曾國藩采納他的意見，上書說：湘軍士兵害怕北上，鮑超控馭不住，必須由他自己或胡林翼統(tǒng)帥才行，請旨定奪。表面上十分重視勤王，實際是拖延。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接到諭旨，告知已經(jīng)與英法議和，毋庸北援。曾國藩懸著的心這時才放下來。李鴻章所以能夠幫助曾國藩走出困境，是因為他對大局已了然于心。在他看來，英法聯(lián)軍不足畏，可以“金帛議和”，不至于改朝換代，可畏的是太平天國，它是要改朝換代的，所以要全力對付。

　　在入幕府以前，李鴻章在家鄉(xiāng)辦過團練，曾國藩想利用他的經(jīng)驗，讓他再招募一軍，以補湘軍不足。咸豐十年，太平軍將領李秀成進攻上海，上海官紳向曾國藩求援，并表示愿意提供軍餉，每月籌銀60萬兩。曾國藩為了得到這筆豐厚餉源，便派李鴻章招募一支淮軍前往赴援。于是李鴻章按照湘軍營制招募淮軍。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淮軍練成，共14營，近萬人。主要將領有張遇春、張樹聲、劉銘傳、潘鼎新、吳長慶、周盛波、周盛傳等，他們是淮系骨干�；窜娪衫铠櫿仑撠熣心�，但它起初并不是李鴻章的私屬部隊，而是歸曾國藩統(tǒng)一指揮的。

　　四月，李鴻章率領淮軍，乘坐外國輪船赴滬。他首次乘坐“洋輪”，其速度之快，令他驚嘆不已，學習外國利器的念頭油然而起�；窜姵醯缴虾�，受到官紳的歡迎，卻遭到外國人的鄙視，被稱作“大褲腳之蠻子兵”，因為淮軍士兵多來自鄉(xiāng)間，足蹬草鞋，穿著肥大的褲子，土頭土腦的。但是這些大褲腳的蠻子兵卻兇悍善戰(zhàn)，虹橋一戰(zhàn)，以3000人擊敗幾萬太平軍，使外國人刮目相看。初起淮軍與湘軍無異，營制相同，裝備相似，主要用刀矛，另有少量前膛槍炮，到上海以后，李鴻章見外國兵使用的先進火器更有效能，便派人學習使用，并大量購置，使淮軍成為清王朝最先進的軍隊，其戰(zhàn)斗力大大提高。薛福成《庸庵筆記》對此有一段評述：“西洋諸國火器精利，亙古無匹。中國初不知講習，諸軍皆畏其鋒，而未能得其用。李公（李鴻章）既與洋人習，聞見漸稔，以英吉利人戈登領常勝軍三千人，俾總兵程學啟挾以攻戰(zhàn)，精勁為諸軍冠。又采用委員丁日昌條議，益購機器，募洋師，設局制造，頗漸窺西人奧妙。而淮軍各營，皆頗自練洋槍隊，助軍鋒。所用開花炮，大者可攻城，小者以擊賊陣，破賊壘，遂能下姑蘇，拔常州，連克嘉、湖諸郡。設非借助利器，殆不能若是勁且捷也。”從魏源提出“師夷長技”到李鴻章才開始落實，但魏源提出“師夷長技”的目的是“制夷”，李鴻章則用來“制民”，盡管如此，李鴻章畢竟啟動了學習西方的行動，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淮軍武裝精良，又得到上海等地源源不絕的餉銀，作戰(zhàn)就比較順利，很快收復蘇松常鎮(zhèn)地區(qū)，為曾國荃攻打南京掃清了障礙。李鴻章在攻占蘇州、常州之后，很想分兵參加攻打南京的戰(zhàn)役。曾國藩鑒于南京久攻不下，也希望李鴻章能夠前往增援，便寫信給李鴻章和曾國荃，協(xié)調(diào)此事。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1864年7月18日），曾國荃接到李鴻章來函，告知他已派淮軍炮隊及14000人前往增援，曾國荃很不高興，他不希望別人來搶他即將到手的功勞，便將來函交諸將傳閱，并且鼓動說：“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諸將憤憤不平，紛紛表示“愿效死力”。李鴻章萬萬沒有想到，他的增援函竟刺激起湘軍的戰(zhàn)斗力。在他的增援部隊趕到前，曾國荃指揮湘軍已攻克南京。淮軍未能分得這一“首功”，李鴻章終生為此遺憾。

　　湘軍是鎮(zhèn)壓太平軍的主力，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淮軍已顯示出高于湘軍的戰(zhàn)斗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曾國藩對此更是心中有數(shù)，在攻克南京以后，他就對湘、淮兩軍未來的發(fā)展做了安排。

　　曾國藩飽讀經(jīng)書，熟悉歷史，他知道功高震主者是沒有好下場的，因此在鎮(zhèn)壓了太平天國之后，他頗為緊張，怕有不測之禍。那時的曾國藩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憑借手中的兵權，代清自立；一種是急流勇退，避禍自保。據(jù)說，當時勸他自立為帝的不乏其人，王闿運、胡林翼、彭玉麟等曾向他進言。王闿運曾入曾國藩幕府，自稱深諳帝王之學。一次，他拜謁曾國藩，獻“縱橫計”，滔滔不絕，曾國藩唯唯而已，又似漫不經(jīng)心地用手指醮著杯中茶水在桌子上點點劃劃，然后離座而去，王闿運起身看桌子上的點劃，原來是“荒謬”二字，王闿運隨后就離開了幕府。胡林翼也曾給曾國藩寫過一紙條，上書“東南半壁無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國藩不加理睬。這些傳說未必可信，卻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以曾國藩的權力和聲望，有可能代清自立。然而，曾國藩所受的理學教育，使他絕無一點非分之想，而且清政府還沒有腐敗到一推就倒的地步，它還有足夠的力量對付任何膽敢反叛的臣子。因此曾國藩只有第二種選擇——急流勇退，避禍自保。

　　清政府依重曾國藩是因為他掌握一支善戰(zhàn)的湘軍，而對他的警惕也是因為這支湘軍。曾國藩對此十分清楚，所以在克復南京之后，他就主動裁撤湘軍。本來，湘軍是臨時招募的鄉(xiāng)勇，不是正規(guī)部隊，有戰(zhàn)事則集中，無戰(zhàn)事則解散，但湘軍從咸豐四年練成至同治三年，已征戰(zhàn)十年，與正規(guī)軍無異，因此已不可能完全遣散�？藦湍暇┲�后，湘軍人數(shù)已達12萬，但其來源已很復雜，并不都是湘勇，此外湘軍將領中也有鬧獨立而不聽曾國藩調(diào)遣的，真正是曾國藩嫡系的只有曾國荃指揮的5萬人，清政府最不放心的也是這一部分。曾國藩便逐步裁減這一部分，最后只留下“老營”一支，而且一度讓曾國荃回家養(yǎng)病。曾國荃率湘軍攻克南京，以“首功”倨傲，遭清廷疑忌，曾國藩不得不忍痛奏請讓患病的曾國荃回鄉(xiāng)調(diào)理。經(jīng)過裁兵削權，曾國藩與清廷的矛盾大大緩解了。

　　在裁撤湘軍的同時，曾國藩卻竭力保留和發(fā)展淮軍。他在致李鴻章的一封信中說：“湘軍強弩之末，銳氣全銷……淮勇氣方強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則宜多裁速裁。”曾國藩早已看中李鴻章，認為他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

　　同治四年五月（1865年6月），曾國藩奉旨北上鎮(zhèn)壓捻軍。捻軍是活動在淮河和黃河流域的農(nóng)民起義軍，以安徽為基地，在北方廣大地區(qū)流動作戰(zhàn)。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后，它在北方予以配合，沉重打擊了清政府。太平天國失敗后，一部分太平軍加入捻軍，并對捻軍進行改造，大大提高了它的戰(zhàn)斗力。清政府先后派勝保和僧格林沁率兵鎮(zhèn)壓，捻軍遭受嚴重挫折，但采用運動戰(zhàn)后，又很快發(fā)展起來。同治四年四月，捻軍在山東菏澤將僧格林沁擊斃，清廷震恐，趕忙調(diào)派曾國藩北上督剿，并令其節(jié)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兵、綠營及地方文武員弁，而他原任的兩江總督之職由李鴻章署理。曾國藩率湘軍和淮軍北上剿捻，并不順利，一來他原來對付太平軍的經(jīng)驗不適合捻軍，二來湘軍已暮氣沉沉，兵士不愿北上作戰(zhàn)，紀律松弛，戰(zhàn)斗力遠非昔比，三來淮軍將領不聽指揮，所以苦戰(zhàn)一年多而不見功效。清廷不滿，御使彈劾，曾國藩便乘時引退，他先請病假，后請開缺，為李鴻章讓路。清廷正想將曾國藩免職，便諭令他進京覲見，而讓李鴻章接替他為欽差大臣，負責剿捻。李鴻章遂即上奏，建議讓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上，負責剿捻的后勤供應，并強調(diào)如果沒有曾國藩保障后勤供給，他不能剿捻。清廷只好令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上。

　　這一次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職務對調(diào)，標志“曾國藩時代”結(jié)束，“李鴻章時代”開始。

　　曾國藩雖然未能平定捻軍，但總結(jié)出一套作戰(zhàn)經(jīng)驗。他針對捻軍流動性強的特點，提出防河計劃，即分段防守黃河、運河，壓縮和限制捻軍的活動范圍，最后包圍聚殲。李鴻章接任之后，基本實行這一戰(zhàn)略方針，收到成效，于同治七年（1868年）將捻軍鎮(zhèn)壓下去。這年李鴻章四十六歲，已任湖廣總督，又加協(xié)辦大學士、太子太保銜，淮系足可與湘系抗衡了。

　　李鴻章的淮軍雖然已脫離湘系而自立一系，但淮軍畢竟是脫胎于湘軍的，李鴻章個人的功業(yè)也與曾國藩分不開。梁啟超在《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又名《李鴻章》）中曾這樣評述李鴻章：“鴻章之用兵也，謀定而后動，料敵如神，故在軍中十五年，未嘗有所挫，雖曰幸運，亦豈不以人事耶？其剿發(fā)也，以區(qū)區(qū)三城之立足地，僅二歲而蕩平全吳。其剿捻也，以十余年剿悍之勁敵，群帥所束手無策者，亦一歲而殲之，蓋若有天授焉。其待屬將也，皆以道義相交，親愛如骨肉，故咸樂為用命，真將將之才哉！雖然，李鴻章兵事之生涯，實與曾國藩相終始，不徒薦主之感而已。其平吳也，由國藩統(tǒng)籌大局，肅清上流，曾軍合圍金陵，牽制敵勢，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國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饋糧，士有宿飽者，又由有良江督（兩江總督曾國藩）在其后，無狼顧之憂也。不寧惟是，鴻章隨曾軍數(shù)年，砥礪道義，練習兵機，蓋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勞任怨、堅忍不拔之精神，與其治軍馭將、推誠布公、團結(jié)將士之方略，無一不自國藩得之。故有曾國藩然后有李鴻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這段評論大體不錯。李鴻章的確終身奉曾國藩為師，他在曾國藩死時送的挽聯(lián)中滿懷敬意和深情地寫道：“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筑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nèi)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后來，李鴻章果如曾國藩所料青勝于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