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人已經(jīng)難以想象先人那種大家族的生活，難有那種三世、四世、五世同堂的經(jīng)驗。以倫理見長的中國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考驗，并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禮。家庭、宗族倫理是跟王朝專制一樣消逝了，但新的個人以上的文明單位：縱向的代際或橫向的兄弟姐妹，并沒有建立起來。即使那些一度最先進的中國人，如孫中山、陳獨秀、魯迅、胡適……他們的后人跟他們似乎屬于不同的種類。當代人所稱謂的“官二代”、“富二代”則絕大多數(shù)只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說不肖子孫的代名詞。今天的中國人近乎失教，失去身心的歸宿和認同。只有父子兩代之間的傳承已經(jīng)談不上有什么家教、家風，這正是當代人的遺產(chǎn)，也是我們中國人仍得努力尋求人生的自我完善的前提。
　　
　　幸運的是，中國的巨國規(guī)模和悠久的文化可以代替一家一姓的淺薄、粗鄙、無文，能夠給失教的當代人以教化；更不用說，總有例外能給人以教育和示范。在傳統(tǒng)家族向現(xiàn)代艱難轉(zhuǎn)化的今天，我們考察這些家族，可以理解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變易最為深刻的道理，可以理解人生的諸種況味。廣西桂林梁家就是這樣的一個縱貫數(shù)代而一脈相承的家族。
　　
　　一
　　
　　梁家籍貫廣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聽朝廷命剿捻軍，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兒。梁的兒子梁濟只有8歲，家貧不得回廣西，母親帶著他到北京討生活。在母親的督導下，梁濟喜讀戚繼光論兵書暨名臣奏議，涵養(yǎng)出忠賢胸臆。光緒十一年，梁濟27歲，考中舉人，他的父執(zhí)多貴，而他不求聞達，直到40歲才當官。梁濟做過文化官員、內(nèi)閣中書（四品）、民政部主事（相當于處長），十余年不升不調(diào)。
　　
　　梁濟的官職不大，口碑卻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負販、拉人力車者多識我。常于途中遇襤褸苦人，大呼曰：‘梁老爺，你好嗎？’”據(jù)說有趕驢車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請他上車�！肚迨�•忠義：梁濟傳》有載：“濟以總局處罪人，而收貧民于分局。更立小學，課幼兒，俾分科習藝，設專所授之，費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發(fā)，清廷遜位，共和建立，梁濟辭職家居。民國的內(nèi)務部總長一再邀請他出山，他拒絕，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變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瀾是巨大的，對梁濟（他的字即是巨川）來說，這一變易是難濟未濟了。他認為，“中國每個朝代滅亡都有人或許多人為之殉，清亡無一人殉，這在歷史上是可恥的，既然如此，我來做這件事。”因此在民國元年，梁濟就向神明、父靈起誓殉清，并著手寫遺書。
　　
　　但梁濟絕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專制腐敗與積貧積弱，他的視野極為廣泛，讀過嚴復翻譯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創(chuàng)辦北京最早的白話報《京話日報》，對這一新事物，他從物質(zhì)和精神上也給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發(fā)后，梁濟的態(tài)度是旁觀。次子梁漱溟參加反清的京津同盟會，他只是以“謹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勸，并未表示強烈反對。他自己曾明確表示，內(nèi)心“極贊共和”。
　　
　　因此，從他計劃殉清，到實現(xiàn)，整整七年，他都在觀察新的時代社會，他對民國寄予過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為“革命更新，機會難得”，可借機舒緩社會矛盾。雖說“國粹莫大于倫常”，不能輕易更改；但若使“全國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則價值相抵，可以“不惜犧牲倫常以為變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換得人民安泰，開千古未有之奇，則拋棄固有之綱常，而應世界之潮流，亦可謂變通之舉”。但他痛心地發(fā)現(xiàn)：“今世風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淵，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何事，蓋由自幼不聞禮義之故。子弟對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義之說者。家庭不敢以督責施于子女，而云恃社會互相監(jiān)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濟甚至知道人們會怎樣看待他的自殺，也許他知道有人會稱他為“梁瘋子”。他說，只有那些“注重須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國可以立，不專靠死板法律以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濟60歲生日前夕，為準備給他祝壽，家人進行大掃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說生日那天回來。結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國七年十一月十日，梁濟自沉于別墅附近的“凈業(yè)湖”，即今天的積水潭。他留下遺書《敬告世人書》中說：“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